讀《殘疾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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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寶強

 「殘疾」的一個英文對應詞,是 disabled,意指由於受到障礙,沒有辦法完成一些事情。循這角度,「殘疾資歷」也就是被阻礙的生活的積累。在香港,每個人都總有點「殘疾資歷」,而且,在社會愈來愈畸形、生活壓力愈來愈沉重的趨勢下,我們的「殘疾資歷」恐怕將愈來愈豐富。

阻礙我們生活的,除了都市的空間設計,例如缺乏讓輪椅通過的斜道,又或給失明人士指引的路肩,以至給行動不便人士乘坐的電梯等人造物以外,還有文化價值所造成的屏障,包括各種對疾病或「不正常」行為的排拒和歧視。物質空間的障礙可以透過引用科技改造都市設計,逐漸移除;精神生活的限制,則必須經過緩慢的教育過程,才有機會解放。而在這漫長的移風易俗過程中,找出對「殘疾者」產生偏見和歧視的原因,使其受到障礙的生活經歷能呈現於公眾眼前,讓我們的社會無法漠視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所受到的不必要壓抑和規限,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然而,生活在對「殘疾者」仍然充滿歧視的當代社會,坦然展示每個人的「殘疾資歷」,是需要頗大的勇氣的,有時甚至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例如,劉孝偉的文章轉述一位曾因不掩飾自身的「抑鬱症狀」而被強迫入住精神病院兩個月的朋友,經歷「失去了工作和女友」之後,「讓他理解到自己坦白表達情緒和想法是會帶來負面影響的,於是日後無論他有什麼問題,他都不會再表達了,結果令身心更不健康」;又例如於2010年自殺的東涌天主教學校中四男生黃凌鋒…

因此,《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的編者與朋友「爭論應否在此書中公開真名」,自是很可以理解的顧慮;而支持編者最終以真名示人的,是以下叫人動容的一段話:「過了那麼多年隱瞞過去的日子,我發覺已沒有過去了,即使我收入穩定,打好份工,我也只是一個面目模糊的人,自己的歷史一步步被扭曲,有時跟別人的痛苦比較,聽到我比誰更幸福或慘,我也會沉默起來,你能明白這種心情嗎?」

我想,對於大部分「正常」、或自認為「正常」、或不願意直面「不正常」的「過去」的港人,如果仍然能夠「明白這種心情」的話,恐怕也會選擇繼續過隱瞞的生活。然而,張馨儀和她的夥伴,卻沒有迴避,坦然「出櫃」,認真直面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確實是需要大勇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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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著《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的序和正文,想起了魯迅先生紀念韋素園的文字:「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嚙碎了自己的心。」

「認真」這中文詞彙,有兩重含義,其一是等同英語的serious、sincere,另一是「認」清「真」相,不以謊言偽術迴避現實;「激烈」的英文同義詞,是radical,其拉丁詞源radix包含根本、徹底的意思。直面並向公眾展示一己的「殘疾資歷」,是對生命的執著和認真;不斷拷問批判社會對「精神(被)障礙者」的偏見和歧視,尋根究底分析其產生的源頭,難免會被犬儒玩假一代視為激進。認真自然走向激烈,沉默卻會嚙碎己心。如何才能令我們的社會以平常心接受認真和激烈、讓沉默不再嚙碎己心?這也許正是《殘疾資歷》的編者、作者、受訪者和出版者都想解決的共同問題。

然而,這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作為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我們能夠做的,往往並不是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在嘗試回應這核心的問題的過程中,發掘更多相關的問題,拓闊我們的思想和視野,從而慢慢地走近解決的方案。於是,我們可以在《殘疾資歷》書中,讀到或引伸出更多有助我們反思的問題:

社會工作者應否「以個案工作為名,目的(只)是防止暴力事件發生?抑或以促進案主的精神健康及生活素質為目標」?「究竟制度是助人還是阻人?界線本是融合多元空間,還是分隔排外」?共融教育政策有效嗎?一視同仁地把「精神(被)障礙者」當作「正常」學生看待,包括記大過、隔離於教務處,能夠避免標籤效應嗎?還是「所有學生都有特殊需要」,因此絕對不應「一視同仁」,而應因材施教?要有怎樣的情感認知、資源配備,才有可能滿足每個學生的「特殊需要」?在「老師工作太繁重,少了跟學生互動的時間,…太快用藥介入,老師將責任推向醫生」的環境下,又如何孕育或發展這些情感認知、資源配備?

 

除了值得讀者深思的問題外,《殘疾資歷》一書的編者和作者,也帶給我們一些處理這些問題的原則和方法,包括批判反思「五不化」,同時倡議「細心觀察,仔細聆聽,還需要對自己作為詮釋者的任何假設有所反省」,以至「認識知覺殘障是一個詮釋的問題,同時也是認識世界的問題」,確認和接納「殘障者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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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自己的「殘疾資歴」,也許能夠有助消除「正常」與「殘疾」的對立和界線,前提是需要有一群願意反省聆聽的讀者,以及愈來愈多「正常」的人願意展示其「殘疾」的資歷。萬事起頭難,總要有人首先走出第一步。

感謝《殘疾資歷》的編者、作者和受訪者選擇了「認真」和「激烈」的「出櫃」書寫,而不是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