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讀亨利•吉魯

GIROUX

文︰曾瑞明

亨利•吉魯(Henry Giroux)是生活在北美的教育學學者,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在美國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的《教師作為知識份子︰邁向批判教育學的學習》(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一書,提出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在學校需要同時扮演「政治角色」。這恰恰是強調「去政治化」,本身卻十分政治化的香港教育必須面對和回應的觀點。

在另一本較易入口的文集,《跨越邊界︰文化工作者和教育的政治》(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或能讓我們一窺吉魯的觀點︰第一、教育工作者必須與其他文化工作者聯結,不能自限於「我是做教育的」那種框框,而應把自己視為知識份子,對整個社會和文化能反思、能批判,甚至推動社會轉化。第二、學校是一個公共場域,教師就必須用公共場域的規則和方法去從事教學,包括民主的法則、平等的商討等。第三、教師如何把其他文化工作者帶入學校,自己又怎樣走出去,其實至關重要。因為,這種實踐能夠對抗那些把教師與社會隔絕的政治把戲。

吉魯下列幾段文字,就對筆者啟發甚深:

 教師需要成為知識份子,實現作為聯繫不同人和不同社群的教學。除非我們意識到我們協調工作所需的參照,才能勝任作好的協調者。教學是一種複雜的,比掌握知識和推行課程遠為複雜的過程。教學工作的核心在於其置身的獨特社會脈絡,這點極其重要。我們無法擺脫那些穿越不同脈絡的規則和程序。 (Giroux, Border Crossings, p. 17, 筆者的翻譯)

學校和老師需要有一眼界去讓他們知道為何做正在做的東西。因此,你需要某些你所追求的權威理唸下去定義智性工作,即表示它包含一些倫理和政治的指涉。對我來說,這表示要將學校定義為民主的公共場域。我們要把學校教育和公共生活的重建聯結起來,因為在這國家,在學校教育的論述中,民主的話語除了帶貶義地被引用外,其實已被刪掉移除。(同上,p. 154)

 我們必須常常意覺我們的責任,不迴避權威,而是把它應用於自我和社會的建造。那表示要時常提醒自己,在使用權力時,必須能聽到學生的聲音,也要讓他們批判地檢視自己的意見,同時要意識到在他們即時經驗以外的有關他者的符碼和文化呈現。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自己意見的侷限。(同上,p. 157)

首先,在學校工作的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之間的長期隔絕應被克服。這表示我們必須去發展一套有關教學和抗爭的共同語言,發展一組為不同領域工作者相互確認的相關議題,和構成一共同的政治任務,去處理教學和對立的公共領域的重構的關係。第二,我們要組成聯盟,應對那些在校內外的審查。有關呈現(representation) 的問題是教育學作為一種文化政治的中心議題,而文化政治則是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抗爭有關的實踐,代表性。(同上,p. 159)

在《教師作為知識份子》一書中,吉魯則指出當今社會愈來愈不看重教師的工作,將教師看成高級技工,漠視教師於教育體制中的自主性。他認為教師應是轉化型的知識份子,對學校體制的不公義及被權力模塑的知識,必須持批判態度,積極地介入知識與價值觀的重構,重新建立教師的知識身份面向。

教書,豈只是打好一份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