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全球化── 挑戰與回應

文:王慧麟

A 貨「特敏福」?

我們每一天都與法律打交道,但可能渾然不知。早上起床刷牙,牙膏的成分有法律的規定;屋邨大廈的走廊長短闊高亦有消防法律的規定;乘搭巴士的車費,也有法律監管,甚至學校洗手間的大小,也有法律的規範。實際上,我們與法律的 距離,不是很遠,而是很近,我們每天都在法律制度下生活著和參與著。

我們對法律的觀念,仍然停留在一個很「本土」 的狀態。譬如說,我們隨地吐痰,食環署會給告票;我們亂過馬路,警察會給告票;這些都是很本土,很生活化的法律。表面上,這些「罪行」 與全球化似乎沾不上邊。

想想一個情況。我們有感冒,醫生開了一張藥單,叫我們去藥房買「特敏福」。藥房的藥劑師一看,把藥拿出來,十塊錢一粒。是的,我們心裡會想,為甚麼不可以便宜一些?但是,原來像 「特敏福」的藥物,是受到國際貿易、知識產權和版權法律的保護。藥廠說,開發藥物,需要高昂的開發成本,不能讓市場上有廉價 A 貨出 現,讓他們的研究血本無歸,於是,國際社會就訂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確保他們的研究開發得到合理收益。不過,一些貧窮國家說,他們資源不足,沒有能力負擔這麼高昂的藥物費用,可否在國際法律方面,有些少空間,讓貧窮國家可以有廉價的方法,自行製造類似「特敏福」的感冒藥呢?

想想另一個情況。二十世紀的 1993 年,香港政府提出了一條法律修訂,讓新界原居民的女性,與男性一樣,享有土地業權的繼承權。一般市民會覺得,基於男女平等的原則,這個改動應該不是問題,甚至應該早一點立法推行。 只是,新界原居民反應十分激烈,認為根據中國傳統習慣法,新界原居民的土地就是傳男不傳女,政府的立法建議摧毀了中國傳統習俗, 不顧新界人傳統。來自西方的男女平等的觀念 和法律精神,來到新界的時候,就出現了衝突,究竟應怎樣解決呢?

全球化下的法律思維

其實這兩個情況,都與全球化有很大的關係。社會上,一般討論「全球化」的時候,都集中在經濟層面。即是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世界變得平了,經濟活動已不限於國家內部的事情, 而是全球的事情。是的,全球化改變了人們對於空間的觀念、時間的觀念,甚至地理的觀念,但 很少人談到全球化對於法律觀念的衝擊。
我們回頭談談「特敏福」的例子。由於全球化的關係,藥廠研發新藥,成本不菲,需要賺錢,於是就需要國際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有關國際法律,就透過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要求成員國在本國立法,將這些國際 法律的原則寫進去。於是,本國法律毫無疑問就受到國際法律的衝擊了。

回到新界土地業權的例子,亦與全球化有關。基於性別平等的原則,國際上有關男女平等權利的觀念,已經有了共識,而且也在國際性的人權公約予以確認。但個別國家或地方,基於自身文化發展的差異,未必能完全接受這些「外來」的價值觀,本國應該予以接受,抑或予以拒絕呢?

「黑箱理論」站不住

以上是全球化對於法律的其中兩個比較大的衝擊,亦是法律學者,倫敦大學法理學專家特文寧 (William Twining)教授所思考的問題。

在他的名著《全球化與法律理論》(Globalisation and Legal Theory)中,他分析了,全球化對於法律的觀念有怎樣的衝擊。他指出,全球化對於法律的挑戰,總括而言,有這幾方面:

第一,在全球化之下,法律亦不斷地變化。我們在學習及研究法律的時候,應站在「思考全球、放眼本土」的思考角度。既要研究本土的法律,也要顧及全球化的發展,便需要有一套全局的觀念。

第二,全球化挑戰了多個傳統的法學理論。首先,它挑戰所謂「黑箱理論」,即是說,把國家、社會、法律制度以至法律秩序當作一個封閉、與世隔絕的個體來研究,把注意力都放在案例、法律條文的枯燥分析,而無需要理會法律與其他層面的互動。其次,它顛覆了傳統法律的學習方法。過往學者一般把法律,分為國家法與國際法律的兩種層次與秩序,兩者互無互動,互相剝離,全球化直接衝擊了這種二分法。最後,它挑戰了傳統上,關於法律文化的分析框架及論述,例如說,把法律當作推動經濟發展工具的理論,把法律當作穩定社會的功能等。

第三,研究法律,需要從地理及歷史入手。在空間方面,需要從全球、國際、跨國、地區、距社 會、地區、次地區以及本土的角度切入;在時間方面,需要從複雜的歷史角度,來研究其轉變、慣性、強加、擴散及互動之過程。

特文寧的說法很理論性,但對於研究法律的學者來說,其實是提出了新的思考維度,讓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法律、社會及我們自身的關係。例 如說,在研究香港樓價飆升的時候,我們多從經濟角度入手,認為樓價上升與熱錢湧港、全球利率太低,土地供應太少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按特文寧(Twining)的方法,我們其實 可以從下面的方法切入及分析:

第一,香港土地法律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土地用途的限制,令香港的土地供應,少得無可 再少呢?例如說,《郊野公園條例》令香港七成土地成為綠化地帶而不能發展,造成了香港土地供應長期不足?

第二,香港土地法律,源自英國普通法。英國普通法有甚麼歷史特徵和觀念,令香港發展出一套高地價政策,以維持稅收?例如說,從歷史的角度,由於土地收入是維持英國國王收入的重要來源,於是土地要不斷維持生產的狀態才能維持國家的秩序,於是英國普通法有一些觀念確保土地不能囤積而不用,這些觀念在香港怎樣發展及改 變,進而形成現在的高地價政策呢?

第三,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內,香港政府有責任保證香港市民有合適的住房權利。但在推動這個權利時,為甚麼香港政府沒有從權利的角度,來制定土地及房屋政策,保障市民的相關權利,而是從保障發展商利益的角度來處理房屋問題?而國際上的有關討論,是否可以讓香港政府借鏡呢?

了解全球化對法律的影響,可以令我們更通盤地理解及掌握,香港社會應怎樣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以及從法律的角度,回應全球化的挑戰。特文寧的分析框架,是一個很好的起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