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通識】文學缺席的通識科

攝:鍾靈

文學是知識的田園,提供養分; 而通識,則是知識的鋤頭, 挖掘視角,兩者缺一不可。/攝:鍾靈

文:馬國明

常聽說, 文學是知識的田園,提供養分; 而通識,則是知識的鋤頭, 挖掘視角,兩者缺一不可。 假如通識科的設計忽略文學, 那資料再多又如何?

文學裡的寫實意義

港新高中課程規定高中生必須修讀和報考新開辦的通識科,目的無非是要擴闊學生的知識範圍。開辦通識科的意向毋須質疑,但通識科的設計是否可以達到擴闊知識範圍的目的?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在新高中課程的通識科裡,文學是缺席的。通識科無非是讓高中生文理兼備,但通識科的設計卻完全忽略了文學。開辦通識科原 是要彌補香港教育制度的缺憾,但忽略文學的做法其實恰好重複了香港教育體制無法令學生對文學產生興趣的缺失。提起文學,不會有人質疑它的價值,但文學可以擴闊知識的作用則似乎未被認識。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裡,香港的兩家台播放的廣播劇不乏改編自世界各地的文學名 著,狄更斯的一眾名著,如《雙城記》、《孤星血淚》、《塊肉餘生》、《苦海孤雛》等全都改編成 廣播劇。其他被改編的還有大仲馬的《三劍俠》 和《基度山恩仇記》。後者的故事主人公被人無故陷害關進一個建在孤島上的黑牢裡,幸好他結識了隔壁的囚徒,學曉各種在黑牢裡求生的技 能,又在該名囚徒的引導下想通了自己被陷害的因由。

文學有助增進想像和擴闊視野,從大氣電波裡聽到《基度山恩仇記》,在完全沒有影像的情況下,一個大好青年被關進一個不見天日的黑牢的境況和故事主人公最後成功逃出生天在茫茫大海 裡飄流等情景全憑一己想像。《基度山恩仇記》 的故事背景是後法國大革命和後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法國大革命前統治法國的波班皇朝在其他歐洲國家的君主的支持下復辟,但在很多法國人心中,拿破崙的威望並未完全減退,對剛重新掌權的波班皇朝仍構成威脅,故事主人公便恰好被誣 陷是拿破崙的同黨而被關進黑牢裡。當年聽廣播劇的人對這段法國歷史未必會理解,但卻可能啟發他們對法國大革命和之後的歐洲歷史的興趣。其實關於這段歐洲歷史,十九世紀的法國寫實主義小說十分生動地塑造了一些被後來的評論家視 為社會上典型的人物,這些原是虛構的人物被認 為有重大的寫實意義。所謂寫實並不限於如實地 反映現實,後者和報章的如實報導無甚分別,而十九世紀的法國寫實主義小說所做的則是揭示了 當時種種荒謬怪誕的現象。在整個十九世紀裡, 法國社會一直為了 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而 爭論不休。雖然統治法國的波班皇朝在歐洲其他 國家的支持下復辟,但經過大革命的法國社會已 跟革命前大為不同,舊有的皇權和貴族特權跟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另一方 面,在革命中坐大的新興階級——布爾喬亞——漸漸取代昔日的貴族階層成了社會的主流。巴爾札克、福樓拜和斯湯達等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壇巨匠的小說對於舊時代的人物極少著墨,他們的注意力在於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這個階級藉著法國 大革命而坐大,口裡當然唸著自由、平等、博愛 等理念;但這群人的面貌到底是怎樣,卻有待詳 細探討。巴爾札克、福樓拜和斯湯達等人的小說 正好捕捉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階層的面貌,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寫的是法國小鎮裡一名商人的妻子。小說寫她一方面不甘於小鎮的平淡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自己那種總算還安穩的生活,於是想盡辦法在平淡的生活中平添某些刺 激的因素,例如是背著丈夫另結新歡。透過包法利夫人這個人物,小說捕捉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 階層的精神面貌,像包法利夫人這類十九世紀的典型布爾喬亞則只能在小說裡碰到。

暴烈文學

十九世紀也是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期,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列夫三人的作品不但 在俄羅斯膾炙人口,在整個歐洲文壇亦同樣享譽盛名。探本溯源,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跟 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息息相關。當法國皇帝路易 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解返回巴黎,後來被巴黎民眾認定逃亡是賣國而被送上斷頭台時,整個歐洲的統治階級無 不感到震驚和深受威脅。歐洲各國的君主後來更組成神聖同盟,一起出兵攻打法國,平息革命, 恢復法國波班皇朝的統治。歐洲各國的軍事干預間接造就了拿破崙這位野心家的冒起。拿破崙擊退入侵的軍隊而成為法國的民族英雄後,打著 「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以解放者的姿態攻打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雖然拿破崙的野心很快被識破,法國大革命發展下去,被送上 斷頭台的不計其數,但巴黎民眾奮起攻破巴士的監獄的事蹟卻同時傳遍歐洲,為人樂道。

在整個十九世紀裡,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的好壞,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裡,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 (intellectual ferment) 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 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在不同程度上嘗試面對當時社會上的各種思潮拉扯和思想發酵的處境。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 平》直接寫拿破崙入侵,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 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 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裡出現的人物全都是十分極端的,《罪與罰》一開 始便描寫故事的主人公謀殺一位專門放貴利的老婦人。這位主人公卻不是一般兇殺案為錢財或為私利行兇,他謀殺老婦人是為了做他的一個思想實驗——究竟一個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殺另一 個人。《卡拉馬佐夫兄弟們》故事情節比《罪與罰》更為陰森。故事寫俄羅斯一個地主家庭裡一件弒父的兇案。《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這兩部小說雖然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前 的兩部小說《白痴》和《惡魔》,完全沒有提及十九世紀時俄羅斯的政治環境,但這兩部小說卻深刻地刻劃了當時俄羅斯社會受制於沙皇的專制獨裁統治下,思想上苦無出路的困境。

文學是創作,但創作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在具體的社會裡進行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因而必定能夠讓人們深刻地了解到某一特定歷史時空底下的情況,文學的貢獻是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通識科要高中生擴闊視野,但卻完全忽視文學,令人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