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湯普森 認真多角度

文:許寶強

對香港的讀者來說,湯普森(E.P. Thompson) 的名字或許有點陌生,然而,他的兩本著作──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共有的習慣》(Customs in Common ),卻早已成為史學的經典。

湯普森(E.P. Thompson)是英國人,1924 年出生,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爸爸是一個英國傳教士,長居印度,與當地一些重要的自由派知 識分子關係密切,例如泰戈爾和尼赫魯。出生於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家庭,老湯普森的兩個 兒子其實都不是十分「聽話」。湯普森與比他年長四歲的哥哥,先後加盟了英國共產黨。

湯普森於 1942 年加入英共,直到 1956 年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事件後,因抗議蘇共又不滿英共軟弱的表現而退黨。相對其早期的政黨活動,影 響他更為深遠的是其參與成人教育的歷程。湯普森 1948 年畢業於劍橋歷史系之後的 17 年,一直從事成人教育,學員主要是年長的工人及工會運動幹事。儘管目標是改造社會,但在實際的教學上,據他學生的回憶,湯普森其實從未曾向學生灌輸他的觀點和信念。1963 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九十年代結集的《共有的習 慣》,正是他與工人長期共學的成果。這兩本書 談論的,都是關於十八及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大潮下英格蘭農村和工人的生活轉型與抗爭。由於長時間與工人一起,所以湯普森很能理解工人置身的處境、面對的困難和他們的思想習慣,這有助他在書寫工人歷史時,能夠切身處地從當時工人置身的社會脈絡中,理解他們的想法。
在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短暫地加入華威 (Warick)大學工作後,湯普森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工作,並於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全力參與歐洲和平運動,從事反核戰及爭取裁軍的工作, 直至 1993 年離世。

尊嚴何價: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出版於 1963 年的《英格蘭的工人階級的形 成》,把階級矛盾定義為兩種生活方式的鬥爭, 深入分析了十八至十九世紀英格蘭不同工人的生活,批判那種認為只要經濟快速增長,所有工人都隨之受惠的迷思。

湯普森提出了一個香港人可能不容易理解的觀 點:「人們在消費品增加的同時,他們的生活也可能變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湯普森 2001: 頁 231,下只標示頁數),他甚至認為,經濟統 計數據所呈現的生活水平的「上升」,背後反映 的其實是十八、十九世紀工人家庭的災難。這表面上難以理解的說話,如果置放在農民的共有土地被圈地運動強奪後的英國歷史脈絡中,便變得 容易明白。湯普森認為,圈地運動是在產權法律 的掩飾下而進行的一種階級掠奪。

失去了世代賴以為生的土地,儘管農民或許能 在工廠中覓到工作,工資甚至比務農時的金錢 收入為高,但他們失去的,卻遠遠是增加了的 金錢收入(如果有的話)所難以彌補的。在圈地運動發生之前,農民可以在公地上放牧和飼 養家禽,也可以拾取柴木以作為取暖和煮食的燃料,但圈地運動把自給自足的農民趕進了城 市的工廠或濟貧院(poor houses),破壞了農村 以至工匠社區的生計、文化、習俗,導致大量 的底層百姓流離失所。

那些被迫離鄉別井往城市工作的農民或工匠,除了需要接受工廠嚴苛的紀律、長時間重複苦悶的工序、失去自主工作的自由外,還得忍受家庭離散、自保能力和社會地位降低之苦。而在強制勞 動的濟貧院生活,比在工廠工作更令人難以忍 受。童工失去的,除了家庭的照顧和受教育的機會外,還同時包括玩耍的權利和時間;對兒童來 說,遊戲往往比物質享受重要得多。

如果我們接受湯普森的建議,不用今天的眼光回 看十八、十九世紀的農民和工人,而是嘗試代入他們的歷史情境,用他們的視角審視工業化時期 的經濟發展,便會比較容易理解為甚麼他會認為 經濟增長、平均金錢收入上升以至消費品愈來愈 多,反映的不一定是工匠農民的生活改善,而更可能是他們的惡夢的開始。特別是在權力不平等 的政治結構下,經濟增長的果實主要為特權階層所奪,但發展所帶來的文化社會代價卻要由農民 和工人承受。

老百姓的視野: 《共有的習慣》

湯普森於晚年結集出版的《共有的習慣》,系統地分析了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庶民抗爭歷史。 當時大量的平民失去土地,農村變得貧窮,導致傳統的家長式管治出現危機,而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湧現了各式各樣的庶民抗爭,包括著名的糧食「騷動」。

面對商人炒賣糧食、政府補貼出口,農村平民生活日益困難,甚至三餐不保,於是激起了他們始起彼伏的反壟斷抗爭。湯普森指出,這些英國的 平民百姓都知道,要獲得維生的糧食,保障基本的生活,只能被迫「挽起他們的手臂」。 然而, 一個弔詭的問題是,儘管騷動往往未能直接達致其預期的效果(例如令貧農穫取足夠糧食),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受傷坐牢),但為何這些庶民的起義仍然不斷湧現?湯普森的答案是: 騷動所造成的後果,對奸商政權是一種警告,迫使他們不要做得太過分,需留有餘地,同時提供 必須的慈善和賑濟。換句話說,庶民的起義長遠來說催生了濟貧慈善和保質禁假的法令改革等社會保護網,而「從兩個多世紀的長期觀點看,騷動與騷動的威脅可能曾避免了飢餓,有時實際上迫使價格降低,更通常地是迫使政府注意窮人的困境,並促進了教區的救濟工作和地方慈善事業」(頁 315);因此,「騷亂是一種歷史動力的組成要素」(頁 308)1。

湯普森的《共有的習慣》可幫助我們重思甚麼是習慣、傳統和反抗。他指出,十八世紀英國工人農民社區中所強調的「習慣」,其實並非我們所談的一成不變的「傳統」,而是平民百姓為保障自身權利的辯解、慣例以至地方的律法,有些甚至是一些「晚近的創造」。而這些「習慣」,表面看來十分保守和非理性,但實質往往能夠促進 平民百姓的行動自由和基本權利,使他們不完全受上位統治者的宰割和支配。換句話說,這些與政治上保守的「僵化傳統」十分不同的「共有習慣」,往往也是平民反抗政權商紳的資源。而平民的反抗,並不一定以暴烈的方式進行,而更通常是包含了多元豐富的面向,例如懲戒土豪劣官,經常以大聲喧譁等情感豐富的公共儀式、反抗表演等形式出現。因此,湯普森認為,平民百姓的文化既非革命激進的文化,但也決不是完全謙恭禮讓的文化。在面對不公平不公義的壓迫時,他們並不忌憚以騷動或直接行動回擊,這些回擊並非是要推翻政權、取而代之的反叛或革命行動,而是伸張公義、維護權利、展示尊嚴的集體抗爭。

《共有的習慣》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性別觀點。 例如英國工人的「賣妻」,這表面上看來野蠻及充滿父權色彩的習俗,在湯普森細心的考證下, 展現出與一般看法截然相反的結論。湯普森指 出,「賣妻」其實是男性在不損面子的情況下而進行的離婚方式,以象徵式的金錢把妻子「售予」她深愛的婚外情人,因此「賣妻」的儀式其 實是十分有人情味的共有習慣,只有嘗試走進底層百姓的生活,用他們的視角看待事物,才能避免顧名思義、先入為主的偏見。此外,在十八、十九世紀始起彼伏的糧食騷動中,走在抗爭前線 的往往是家庭主婦,因為她們對糧價的高低、食物質量的好壞至為敏感,為守護家人的生活、保衛家庭生存的權利與維護公義尊嚴,這些勇敢的女性的抗爭往往義無反顧,絕非是像男性政客般只追求個人利益的玩假表演。

循湯普森的底層歷史視野,我們可以看見有別於 「暴民」或「被動無力的受害者」以外的平民百姓形象,也可看到非典型化的男女角色。這些底層百姓時而老實時而狡猾,彈性靈活,隨時能吸納改造上層的修辭以捍衛自身的權利,並以這些漂亮的辭令迫使富人承擔其社會道義和責任,因此他們儘管缺乏在位者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但卻 遠不是完全無力或受統治矇蔽的群眾。正如湯普森所說:「一百年來,他們(平民百姓)並非完全是失敗者。」(頁 84)

結語:湯普森在香港

權當結語的小標題轉化自筆者已故的老師阿銳基 (Giovanni Arrighi)的遺著《阿當史密在北京》 (Adam Smith in Beijing )2。該書的一個主要論 點,是指出歷史上中國的經濟模式,其實更接近 阿當史密的理想自由市場;相反,美國工人所呈 現的階級抗爭,則更接近馬克思的世界。換句話說,如果阿當史密在北京,那麼馬克思則在美國的工業重鎮底特律(Marx in Detroit),也就是指 戰後的美國比民主社會主義主導的歐洲,更能印證馬克思階級鬥爭的觀念;或曰馬克思的理論在歐洲容易為公眾接受,但真正實踐出馬克思所指 的階級鬥爭,其實是在美國的底特律;相反,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段內,中國比長期把市場 經濟掛在口中的英美,更能體現阿當史密所嚮往的自由競爭。

循此思路,說強調底層百姓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湯普森在香港(E.P. Thompson in Hong Kong),應該也是很合理和很合邏輯的。我們的社會,儘管在主流視野中只剩下「成功人士」, 但實質上不是充滿豐富的底層生命歷史嗎?而在主流視野中只剩下「自由放任」的虛幻下,也不是處處可見現實上的壟斷嗎?阿當史密在北京, 馬克思在底特律,湯普森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