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手記】六四。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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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瑞明

六四,二十七年了。歷史是一代接一代人共同書寫的——這一句老話,正好在今年的「爭論」體現。

沒甚麼必要談那些對支聯會過火、無禮的批評。一來,道德譴責我們每天已有太多,也太輕易。二來,其實「年輕人」跟「上一代」對六四的看法也未嘗沒有重疊的地方。以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作例,她並沒有如一些建制派人仕扭曲歷史去為捍衞政權,也沒有放棄對普世價值的執著。甚至她也承認六四屠城和港人在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問題在於她認為「這一代年青人愛國情懷殆盡,本土身份認同為無可厚非。」(見〈有關悼念六四的幾點散亂看法〉)

這就關乎我們怎樣看待六四。我們太習慣用道德角度去理解事件,而沒有考慮一些「自利」的問題。我們或許已有一些既定框架習用而不自知,正如把六四單單限定為愛國民主運動。我們也太容易把「接好民主棒」視為定理,而忽略當中的種種問題︰誰接好?誰願接好?接的是原封不動的棒?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殘酷地提出一個疑問:89.64殺人不算多,港人小題大做了?問的,也就是中國近代政治慘事很多,為什麼港人對六四特別關注?他這樣解釋︰

「五、六、七十年代裏,大陸多次政治運動死人無數罄竹難書,論殘酷要比天安門大屠殺殘酷很多倍, 但香港人『處之泰然』,社會上波瀾不興,試問是何原因?很簡單,港人在當時穩如泰山的英殖統治之下偏安『河』南,面對大陸不斷發生的慘事,本地人隔岸觀火,南來人不堪回首更要搵食餬口,有閒情善心寄望大陸『民主化』的人,除了一些稀有的非左派知識分子之外,少之又少。

1989年初的氣氛很不一樣,距英國人離開只有8年,港人心裏忐忑,不在話下;事實上,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港人為「避秦禍」而移民海外的潮流已經興起。六四屠城一爆發,港人惴栗不可終日,可以想見;一義憤、二驚惶,於是感性地走上街頭;對中國民主的理性要求,固然宣之於口,但真正有多少人會立定心意 為之奮鬥爭取?於是,其後的幾年裏,維園燭光會的人數拾級而下,由1990年第一次的15萬人下跌至1995年的3萬5;往海外移民的港人數目卻急增到50萬,出現「東加熱」,以及「貧賤不能『移』」的黑色幽默說法。150萬減除15萬,還剩下的135萬人,都到哪裏去了?」(見《信報》,  〈昨日之怒:「香港人的89.64」初心是什麼?〉,  2016年5月30日)

當然,這未必是最好的解釋,但卻正面回應以上必須要問的問題︰為何當時的香港人對六四特別上心?然而,我們更要問,這些條件對現在的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還生效嗎?

可惜這類問題,在我們「去歷史化」的教育經已被好好處理,甚至被一些預置框架隱藏掉:通識公開試說悼念六四是參與國家重大事件,一如保釣、一如為四川地震賑災(見2013年通識科文憑試卷二)。我們看到試卷談六四,或許已慶幸香港尚有學術自由,但未必留意到,這樣把「六四燭光晚會」定性,當然會排拒了一些「本土」的人仕,非此即彼。

我更關心的是,有幾多位老師和學生討論這試題時,會察覺到學生未必會接受題目的前提,或跟學生一起去審視這前提——可以推想,更多時間,是花在答題技巧和操練上了。

學生的經驗和老師的當然不同,大家對一個問題的理解也會隨社會時空而改變。我不是說學生一定對,甚至為他們對歷史的無知而擔心。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要追問的是他們思想的形成過程。他們的世界觀到底是怎樣的?教育工作者知道嗎?

他們可能未必清楚整理和建構,但一些基本前提肯定是變了。我們在教育過程中有想過怎樣去幫助他們審視這些改變嗎?還是,我們太在意要他們記我們記得的,信我們信的?我當然希望他們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是我們有站過他們那一方去看問題嗎?

當然,這要求也是對下一代同樣生效的,所以我也真希望這能成真,如港大學生會會長所言︰「港大學生會六四晚會的設計是希望能盡量平衡幾代香港人的六四情懷或是對形式意義上的要求,製造契機集合不同時代香港人對話。」

教育工作者在現時的教育場景,只能著重所謂學習成效,或者施展過什麼教學手段。與學生好好溝通,雙向地交流對一件事的看法,似乎是奢侈。但在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眼中,教育的真實發生,就是透過跟別人的溝通、交流,來擴闊自己生活經驗。一個民主社會,也是會對這種交流和擴闊設最少的障礙。在教育場景,我們是在建立民主社會嗎?這不是八九民主運動的初心嗎?

 

(作者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