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科作為公民思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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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文:陳家祺|中學通識科教師、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剛過去的通識科中學文憑試,議題涵蓋了近年香港以至全球的不同公共議題。就如筆者之前一直提及,這科的考試為香港青少年提供更大誘因,引導他們多加留意公共議題及理解相關的知識、概念等等。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在考卷公開後發出的聲明也指出,「考卷題目觸及香港、中國以至全球議題」,而「通識科作為本港青少年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考卷涉及題材能配合近兩、三年的社會關注點……對一直留意新聞媒體的學生亦有鼓勵作用」。通識科在知識、認知層面上裝備好青少年,以準備他們將來成為更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這種說法過去數年已有不同論者說明。

不過,在通識科考評方面發展日趨成熟下,同工都開始對不同題目有更多認識,也開始訓練學生熟習運用各式各樣的答題框架及思考方向,以應對不同的題目。筆者想指出的,並不是部份論者對「操試題」的擔憂;相反,這種操練,其實是更有系統地訓練青少年對公共議題的思考,令通識科在培養學生公民素質方面,超越知識、認知層面。

考卷要求切合現實思考

經過幾年的公開試,同工近年已有不同的方式把試卷題目歸納為不同的題型。筆者自己傾向把題目分為較初階的描述題、中階的分析題及建議題、以及高階的評論題及比較題。而這些題目,特別是較為中、高階的,都切合現實不同公共議題的思考。

以政策評論題為例,這類題目通常問及學生是否同意政府應落實某個措施,例如2015年卷一問到香港政府應否立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必要」的整形外科手術。在思考這類題目時,學生不應單單思考措施有甚麼好壞、會否損害自由等等,而應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建立論點,例如措施所應對的問題是否嚴重及逼切、措施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它會帶來(對不同持份者)的代價、公眾對它的接受程度等等。這些正正是我們討論不同公共議題(包括應否興建三跑、應否繼續實施小學TSA、應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等等)時,應該要關注的考慮點。

又以政策比較題為例,這類題目問及學生在不同政策措施中作出選擇,例如2014年卷一問及在香港興建海上發電場與其他措施比較,何者較佳。熟習比較題型的同工及學生,都會立刻想到不同的比較準則,例如不同措施的成本、帶來的環境問題、紓緩不同問題方面的有效性、安全性等等。同樣地,香港社會討論不同問題時,不同持份者也會拋出不同的方案,例如要加強退休保障時應該用全民退保還是按經濟需要的模式、要處理長工時問題時應該訂立標準工時還是以合約形式規管等等;而要審慎考慮不同方案時,正正就需要按著不同的準則,盡量全面而有系統地思考不同選項的優劣。

而學生面對建議題(例如在2013年練習卷卷一問到如何提高香港「停車熄匙」禁令的成效)的時候,並非提出及簡單解釋不同的方法便可,而是應該更深入地分析現況(例如簡單說明「停車熄匙」禁令成效不高的原因),從而提出及解釋更有效應對問題的措施;同時,學生應盡量解釋措施的具體細節,例如當學生提出政府應多加宣傳禁令的話,那應以甚麼方式宣傳、宣傳內容為何、甚至是政府為何有能力執行該宣傳計劃等等。學生熟習這類建議題的相關思考模式時,將來為不同社會問題作出建議時,不單更容易觸及問題的重心,而且也更能負責任地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即使其他初、中階的題型對社會討論公共議題方面沒有上述的題型那麼「即食」,都是訓練公民思考的其中一步。例如,面對一個社會問題時,描述數據的題目有助學生理解問題的嚴重性及逼切性;分析問題原因有助學生思考應該用甚麼應對方法;分析落實建議措施的困難有助學生思考建議的可行性。畢竟,公開考試也要顧及考生之間的能力差異,讓不同能力的考生都可以展現不同的能力,所以要包含這類初、中階題型的問題也是十分合理。

除了不同的題型要求的思考模式與現實議題討論相近外,通識考卷也會要求學生有較全面的道德考量,例如在2015年卷二中,其中一條問題問及有關標準工時制度對香港人生活素質的影響。討論這題目時,考生不能只從經濟發展的單一角度出發,而需要同時考慮僱員的家庭生活及健康、社會的公平性等等。正如在思考應否興建三跑時除了考慮經濟發展外,也要思考對生態及東涌居民的影響;又或者,考慮思考應否興建難民營時,除了考慮難民資格申請者對香港人生活的影響,也要思考對申請者的人權、以至香港人作為全球公民的角色等等。這些思考,都有助防止社會討論公共議題時,過份從狹隘的功利角度(例如香港經濟發展)出發。

通識訓練公民思考模式

以上例子都帶出一個重點:通識考試不單能鼓勵學生汲取有關不同公共議題的知識,也能訓練他們在思考公共議題時的習慣。正如陳曦彤老師早前在《明報》回應梁美芬議員對通識試卷的批評時提到,通識科把用於討論公共議題的思維工具及模式帶入基礎教育,「對於開啟民智及促進公共討論質素絕對起關鍵作用」(註)。我們不是活在五六十年代那種似乎是高度非政治化的香港社會;在現時香港市民對不同社會事務的討論深度及參與程度日漸提高下,即使香港現時沒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對公共議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這更引證了通識科裝備青少年面對將來可能參與公共討論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我們並不需要擔心對思維工具或框架的重視,會帶來操練試題的問題——只要我們小心謹慎地處理教材內容,盡量讓學生練習使用更「好」的工具及框架。即使學生在求學階段為了考試而不斷學習不同的思考方法,這也有助他們把這些方法內化成思考習慣。因此,通識教師業界下一步的發展方向,除了是進一步釐清通識科所涵蓋的知識及概念外,或許是多加研究不同的思維工具(可能需要借助例如公共行政等學科的學術知識),並研究如何讓學生更容易掌握這些工具,讓學生能建立更全面及合理的公共議題思考習慣。

註:一直熱衷於評論通識教育科的梁美芬議員早前曾批評2016年的通識考卷題目太深及政治題太有爭議性。通識科教師陳曦彤在4月14日於《明報》觀點版以「指導梁美芬議員解讀通識試卷」一文回應了梁議員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