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剝削」──論教師超時工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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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得鐘(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有報章報道教師工作量及壓力的問題,似乎對於教師沉重的工作量寄予同情。然而報章對於教師工作量大的現象,僅以「非教學工作沉重」、「課外活動繁多」、「校本評核和應試操練令教師忙得不可開交」等描述述輕輕帶過,都有點搔不着癢處的感覺

回想自己在90年代初投身教育界,還算享受過幾年可以下午五時放工的好日子。今天看到自己學校的年輕同事,往往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起碼六、七時才能離校(還可能要帶工作回家),實在感到十分痛心。其實若非本港正值縮班殺校的問題,相信早已步紐約或倫敦後塵,難以聘請足夠的教師填補教席了。

然而為何教師願意在這種環境下長期超時工作?學校的環境與商業機構不同,在商業機構,僱員因為經濟誘因工作,努力工作可換來僱主垂青,而獲花紅或升職予以褒揚;相反若僱員工作態度欠積極,則可能遭解僱或減薪。然而學校的環境有所不同。首先,教師的薪酬與政府公務員薪級表掛鈎,不能更改;二來教師升職等級甚少,機會更不多(合約教師的待遇更差)。由此可見,學校裏的經濟誘因無甚變化,學校管理層很難以此作為額外推動教師工作的動力。教師超時工作的推動力,包括甚麼非經濟因素?

誰是學校裏的剝削者?

固然在學校裏,管理層(校園內為校長、副校長;外則上至校董會、校監以至辦學團體等)與前綫教師的關係與僱主、僱員之間的剝削關係。在多年前推行校本管理後,其實政府對教師的工作範圍控制程度不大。反而今天的學校管理層,在《校本條例》引入非教育界人士以及家長後強調所謂的商業原則,再加上縮班政策而需裁減人手的藉口之下,更加肆無忌憚地玩弄人事資源和政策,才直接影響教師的工作量。

上述的三個持分者:學校管理層、政府和家長不時聯合一起掌握學校的權力,以確保學校達到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儘管他們對教學目標的看法各有不同,但他們之間的聯合,卻可令他們各取所需。以下把這三個持分者合稱為「資方」。

教師如何受到剝削?

如上所述,資方以加薪作為驅動教師工作的誘因,其實效用不大;筆者與學生接觸,也感到他們對投身教育界興趣不大。這樣,資方的權力又能否逼使教師超時工作?當然學校管理層或政府,可以制訂各種措施並要求教師跟從;家長也可透過家長教師會投訴、甚至透過家長校董施展權力。

事實上,如今教育工作已變得愈來愈形式化和單調,對專業技能與判斷的要求愈來愈低,往往要求教師遵從既定條文和程序;而與日俱增的教學、備課、帶領活動、行政等工作更令教師自墮形式化的陷阱。當一些學校,連家長日會見家長也向班主任提供FAQ(常見問題)、成績表上的評語也規範化成編碼式評語時,教師的專業逐漸變成「匯應通」電話式的操作。結果,不單工作變得愈來愈繁複,而且對教師而言,這些是繁瑣而缺乏意義的工作,似乎完全只是為了「交數」;換言之,只是在資方權力壓制下進行,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是怎樣一回事。

不過有趣的是,在筆者任教的學校裏,由創校直至剛過去的暑假,在校長的帶領下,容許教師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在新課程的設立、課外活動的籌措和管理等方面,都由教師自發地主動進行,校方只提出意見,執行與否可由教師及科組自行決定。校長也一直提倡「教師為本」──即教師享有自主性和愉快的工作環境──比學生為本更為重要的方針。在這種學校裏是否就沒有剝削關係的存在?

然而即使在這種環境,筆者學校的教員室每天晚上七、八時仍然燈火通明。事實上,在現時學校的管理架構及文化之下,即使校長開明,也只能稍減前綫教師的怨氣,令他們「心甘命抵」地做不合比例的工作而已。因為剝削關係根本存在於教師這個行業之內。

例如,教育局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對教師進行監控。近半年鬧得滿城風雨的「全港系統性評估」(TSA)固然是其中手段之一,其他方法包括公開考試的成績、所謂的增值指標、外評,以及教師進修時數(雖然教育局表示已不再規定時數,但由於仍需寫入學校報告內,不少學校仍然催逼教師參與所謂的工作坊)等等。

然而以上各種要求的訂立,教師的參與度接近零;即使在校內的所謂法團校董會內,教師代表只有一名(甚至由副校長自動兼任),因此即使有校長加諸不合理的規定時,教師的反抗空間亦是接近零。因此面對以上眾多無理的工具化程序和課餘時間的所謂進修活動,教師仍要無奈地接受。

但更重要的不是種種明刀明槍的要求。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何時都適用。我們周遭都聽過、甚至遇過一些懂得鑽空子的教師,會「適當地請病假」或被逼參與工作坊時敷衍了事,其實對管理層來說,除了「交數」之外無甚意義,尤其對於簽長約的教師來說,看通做了最低要求便不會被解僱的玩法,其實管理層大部分時間也奈不了何。

對教師們良心的剝削

說了那麼多無非想說明,雖然教師受到層層的壓逼,但其實是捱得「心甘命抵」,否則他們要「hea做」,其實學校大部分情況下也做不了甚麼。但說到底,教師本身就是一個良知的行業。由自古流傳下來「有教無類」等的說法,以至現代說教育是「人感染人的工作」,都是講求良知的付出,而這就成為了政府和學校管理層剝削教師的缺口。

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一方面是政府灌輸某套價值觀,使教師自己本身以及社會大眾對教師自發地服從。打從香港回歸初年,政府便拋出各種口號,如「終身學習」、「知識增潤」等等,配合上述的進修時數計算,把這些工作時間以外的進修活動「正常化」;而對於校內工作,教育局每年舉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固然表揚很多為學生盡心盡力的教師,然而教育局堆砌出的歌舞昇平背後,有沒有問過那些得獎老師藉以獲獎的工作,其實涉及多少的超時工作?這是否局方毫無羞恥地製造「教師把工餘時間奉獻出來才是偉大」的意識?

作為「搾到盡」的資方手段還不止於此,而且也不限於教師行業之內。多年前,筆者與一位於跨國化工集團任技術部門主管的朋友談及他的工作是,才意識到這一點。他現職的集團在內地設立多家化工廠,據他所說,工廠危險性甚高,各種設置和操作若有半點差錯,可能會導致廠房大爆炸。(今天對類似情况可耳熟能詳了吧?)他因此經常要往來中港兩地監工,而且通宵達旦地工作,長期處於高度精神緊張的狀態,惟恐因他的差錯而導致人命傷亡。

然而集團卻遲遲不肯多聘主管去分擔他的工作;他明知情况如此,但不可能放下工作去逼使集團聘請人手,否則若有意外,後果不堪設想。結果是,集團因此無需聘請人手,而依賴他的超時工作。

教育界何嘗不是如此?筆者相信,這種對良知的剝削才是教師一周工作80小時的主要動力。因為如上文所述,金錢誘因和權力威嚇,也不一定有效逼使教師長期超時工作以及忍受無意義的條文程序。這份動力必須發自內心,才能逼使老師們自己放棄生活中其它美好事物。然而教育局卻不為所動,連通識教師多年爭取常額撥款聘請一名教學助理的要求也置若罔聞,因為局方深知,我們的良心令我們死撐下去,為的是學生的福祉。

但這種趨勢恐怕難以持久,尤其在今天政治環境兩極化的局面下,政府要收編教育界,但偏偏剝削教育界中最核心的教師。這只會造成兩個可能:一是教育愈來愈工具化,教師們只視之為謀生工具,對學生福祉的關心及愛護愈發減少;二是教師們對政府以至社會的怨氣愈來愈重,在課堂間有意無意間把這種意識傳遞給學生;或者,以上兩個情况同時發生。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任何正常人願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