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遊走於體制內外》

遊走於體制內外

文:鍾曉烽(中大大學通識教育部助教)

1.

教育,不止在學校發生。

在體制內,一籃子重量的成效指標、管理主義和單一的競爭文化,令教育工作者上下受壓,特別是處於院校邊緣位置的課程。

在體制外,學與教靈活彈性,連資源都可能不缺時,卻要思考「民間」到底指涉誰。

《遊走於體制內外》一書記錄了兩場以文化研究、民間辦學、情感與技藝教育為題旨的研討會內容,與讀者一同思考教育的宏旨與生活的方向。

2.

在前言部分,許寶強指出英國第一代文化研究學者都積極參與成人教育的工作,教學重視學生的工作和生活經驗。在他們看來,「文化研究其實是一項以社會改造作目標的教育計劃」(頁2)。他亦強調,在大學體制的課程側重學識(episteme)的傳授,而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教育的重心應逐漸轉向情感和技藝(techne)的教育。

「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情感與技藝的培育與發展,需要一個能夠容忍甚至鼓勵讓師生都能坦然直面各種情緒和慢工出細活的環境…技藝不僅只關乎技術的層次,更同時是一種生存和生活的態度,是認真地結合工作和遊戲,令目標與手段一致的藝術。」(頁8)

3.

因「辦學」之名,體制內外關注的切入點雖然分殊,但背後仍有共通的關懷——回應當下真實的社會處境。蘇耀昌總結創辦基層大學的經驗,認為民間辦學本來就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讓基層「重新教育」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而「八十後社會大學」與「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出現,源於兩代人對自身參與社運和民運的經驗延伸,在理論與行動間來回往返;由序言書室到實現會社,這種實驗式辦學本身就是一場啟蒙的旅程。文化研究課程處於院校邊緣,如何界限掙扎求存發展,三所大學各有修行之道。吳俊雄點出港大體制的特色,在於技僚化訓練、對學生的洞察力要求,與及自由的治學環境。陳清僑從教授嶺大文化研究學士和碩士課程,帶出香港高等教育「頭痛醫頭」、欠缺願景和持續性的政策題旨。守著一個大學眼中可有可無的文研課程,黃慧貞檢視這個錯置空間如何孕育「補遺」和「走後門的學習」個性。

4.

除了民間和在體制邊緣辦學的經驗,書中亦記錄在不同領域實踐技藝和情感教育的故事。譬如,周思中有感「農場是一所不錯的學校」,認為農業是一個中介,讓大家思考農業與各種諸如世界糧食危機、商品與消費主義,跟我們日常生活的相關性;賴恩慈疏理過去十年進行的「受壓迫者刻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把街頭表演的發展分成驚恐、適應、拘趕和開放四個階段;楊秀卓與朱耀光同是中學教師,分享自己與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創意藝術和口述歷史的教學。除了上述的例子,其他的個案分別探討生活與靈性教育、工藝生活、音樂教學與小眾場地,以及創意教學的邊緣化。

5.

雖然本書聚焦文化研究和成人教育,但箇中的記述,亦有助我們思考中學教育的限制和可能性。首先,學校的主流論述,大多忽視學生以至老師的身體經驗,以及其與情感和技藝之間的聯繫。法國思想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認為,身體就是一個處境,並非一成不變,我們透過掌握性別、情感等的技藝打造身體。學校體制透過校規、專業形象等各種對師生身體的規訓手段,營造一個個去情感化的學習場域。至於技藝,撇掉那些業界主流存而不論的批判思考、多元發展、其他學習體驗等標語口號,或許我們可多加注意,在十多年強制性的基礎教育歷程,香港的學生掌握了怎樣的技藝。是突破框限的態度,還是盲目依循的「做人」技藝?學校課程又會否有一套「技藝的層階」呢?

另外,正如蘇耀昌強調,很多知識分子都不懂用基層的語言與基層溝通(頁18),在學校的情境,教師和學生自身的成長背景所塑造的「語言」,課程本身是否排拒某類學生的語言表達,教學過程能否「對口」相容,而教師的話語會否構成「語言暴力」等問題,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對筆者而言,本書的精粹在於「遊走」。誠如吳俊雄所言,人們很容易有一知錯覺,認為體制和民間是對立(頁51)。體制內外如何能有效協作,關鍵在於能否容許遊走者活動的空間,還有願意出走「舒適區域」(comfort zone)的勇氣。

雨傘運動已一周年,深耕細作在不同領域默默持續,而廣義的教育工作,應是深耕細作的基點。翻開此書,或許讓我們在後雨傘的憂鬱重新上路,重啟教育的想像。

 

延伸閱讀:

  • 許寶強、張秋玉編(2014),《遊走於體制內外:香港的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