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雨傘的課外活動顧問老師

Colin - 後雨傘的課外活動顧問老師

文:賴得鐘(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雨傘運動爆發時,筆者任教的學校已完成了學生會選舉。如同一貫的學生會競選政綱,都是以蛇齋餅糉為主打。商店購物福利、競選贈品、好玩的活動等等當然少不了。9.28 後的罷課後,筆者作為學生會顧問老師,曾問及當選內閣,會不會加入一些提高同學公民意識的活動?很可惜,他們決定不會。這也難怪。他們決定參選之時,人大8.31 決定也未公佈,同學當時參選目的也相信不同吧。

一年後,香港彷彿歷盡滄桑,進入反思的階段了。

筆者時常思考的是,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 (現在這比爭取真普選更逼切吧?) 是一場持久戰,要從學校開始吧?甚至不要說甚麼核心價值,而是要知道自己要甚麼,然後去捍衞和爭取,僅此而已。課堂上可做的十分有限,透過課外活動是否讓學生實踐這種公民社會生活的方法?

作為課外活動的顧問老師,在這目標之中有一個角色要扮演吧。如果我們作為老師,認為課外活動不單是儲 OLE 的「交數」工作、不只是學生辛苦溫習的放鬆活動、不只是學生寫在成績表上的一個銜頭,甚至不只是我們一項被指派的工作,而是真有其教育意義,而教育是反映社會的發展狀況的話,便需要整理一下我們作為顧問老師在這個時代該怎樣做。如是之故,筆者提出三點嘗試拋磚引玉。

一、認清性質責任

筆者多年前仍是中學生時,學校給予我們搞活動的空間很大。反之,不搞活動的空間也很大。聽過一個說法:老師應給予學生最大的自由度,他們要搞甚麼甚至不搞甚麼,應完全由他們決定,然後讓他們自己向同學問責囉。

這個說法的問題,是將學生活動的組織視為幹事們的私產。私人公司如何營運,是老闆的事,他要不事生產而最終導致倒閉,是他的錢他人無權過問。然而,課外活動用的是學校的資源、顧問老師用的時間也是政府公帑支薪。因此學生幹事用了公帑,就不能任由他搞不搞活動了。

更重要的是,同學報名參加這個活動,對幹事會搞活動是基本的合理期望。作為組織的顧問老師,服務的不應只是這個組織的幹事,而是全校學生的期望。因此需要幹事負他們應負的責任。上面提到的「自由論」是不適用的。這正如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不應只關注業界利益,而應以全港市民福祉為念,是不由他們和他們的小圈子選民胡來的。

二、恪守程序公義

遠在雨傘運動之前,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教曉香港人程序公義的重要性,身為學生組織幹事的高中學生對此應不感陌生。然而,知道與會否實踐是兩回事。在他們搞課外活動的時候,會親身經歷程序如何阻礙他們的工作甚至個人利益,因而經常會出現希望繞過程序的情況。而學校對學生的紀律都已有完善的程序去執行,但課外活動的程序又有誰去確保沒有被濫用?

舉個例,學生會擁有龐大的財政資源 (以學生活動組織的預算來說),他們所用的每一分一毫,有否如實申報並且遵行財政紀律?還是因為「貪方便」而先斬後奏?搞活動所收取同學的費用,有沒有一套程序確保帳目清晰?又或者,選舉有沒有依足會章進行?

需要明白的是,大學的評議會監察系統較嚴謹,但在中學階段我們固然希望學生能站出來監察學生會的運作,但在現實的學校處境,很難要求初中同學監察高中學生會幹事。因此,顧問老師是否需要擔當這個把關者的角色,以確保幹事遵行程序公義,向他們解釋程序的重要,乃在於公平、問責性以及讓制度能在他們「落莊」之後仍得以維持?筆者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繞過程序,對學生來說似乎是愈來愈普遍的趨勢。這樣下去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們可以最低限度看出政府是否遵行程序,以及明白政府不遵行程序而造成的後果有多嚴重?

三、如何有效爭取

筆者負責學生會的工作,每年候選內閣必然有一些所謂的爭取事項,例如要求校方增設某些服務,或放寬某些校規等。這原本是好事,但往往學生們對於爭取的策略和責任缺乏認識和經驗,因此很多時提出了訴求,但輕易地便被校方或有關單位打發,成功爭取只是校方的恩惠而已。結果,這些爭取事項逐漸變成空泛的口號,選民 (同學) 也不會認真視之。

但雨傘運動讓我們清楚看到青少年有他們的想法和訴求、也希望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可是在學校層面這種精神可否延續?筆者說的不是佔領或激烈抗爭 (如確有需要也無可厚非),而是如何有理有節地爭取自己希望達到的理想校園生活。其實,學生是學校最重要持分者,他們對自己長期身處的環境提出意見並尋求改善,又有甚麼問題?這與我們要求政府依照民意施政有何分別?擔心的是否只是學生提出的訴求不夠成熟?還是覺得他們不認真只是說說便算?還是對學生挑戰學校權威看不過眼?

如果屬於後者,我們實在應該檢討。作為老師,我服務的對象是學生,幫助他們有理有節地爭取合理的訴求相對於上級的權威來得重要,否則我們與涉嫌幫助政府打壓市民訴求的執法人員有何分別?因此,去幫助學生成熟地釐清目標、訂立策略、集結民意,然後有所行動是筆者認為作為顧問老師應有的責任。「顧問」(advisor) 就是當學生有困難是伸出援手,而不是反過來壓制他們嘛,對嗎?

因此,筆者會教學生分析爭取事項包括哪些持分者、如何凝聚他們的意見和聲音、判斷「民間訴求」是否有逼切性、如何策劃各階段行動、談判策略等等。但更重要的一點,是爭取有時需要付出代價。例如捍衞同學權益和爭取訴求時,會否「得罪」老師和校方?會否引來與其他不同意見的同學之間的紛爭,甚至 unfriend?如何面對家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和壓力?這些都只能夠由學生自己去判斷,但清楚指出並要求他們正視問題,從而作出對自己、對同學、對學校都好的決定,筆者認為就是老師在公民素質培養當中的責任之一。

雨傘運動過後,整個香港社會上了寶貴的一課——不論政見如何,都逼著思考對香港社會這個家的前景如何。正如法國大革命後,固然保守皇朝復辟,但歐洲列強想「把時鐘回撥到 1789 年前」已是不可能。看過電影《Inception》的都會明白,一個小小意念在腦中發芽後的威力會是如何。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有責任澆澆水、施施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