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通識》威瑪之後的文化 與香港的通識教育

威瑪文化(Weimar Culture)爭論與香港通識教育     攝:Una So

威瑪文化(Weimar Culture)爭論與香港通識教育  攝:Una So

文:許寶強

早前陳健民、馬國明和黃國鉅就德國「威瑪文化」(編按:Weimar Culture)的論爭,觸及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包括納粹主義的成因、香港的青年是「實事求是」還是「浪漫躁動」,以及 「理性」和「客觀」是什麼等等。仔細思考這些問題,除了有助我們分析和判斷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以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外,還可以協助通識科的師生, 超越簡化的二元對立思維,開拓多角度視野。

由於不熟悉德國的歷史,筆者無意直接介入有關「威瑪文化」的論爭,只想在此介紹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對威瑪之後的納粹德國文化精神的分析,嘗試初步回應上述的問題。

威瑪之後的德國精神
在威瑪時期受教於海德格的馬爾庫塞,儘管也在某種意義上批判「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但卻似乎沒有被「無意中引導」至「用血思考」,並「走上納粹的道路」。恰恰相反,以反對納粹為己任的馬爾庫塞,在流放美國的歲月中,寫下了對納粹德國精神面貌作出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文章——〈新德國精神面貌〉(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馬爾庫塞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精神面貌,包括兩個層面,第一是講求「務實」, 第二是建立「迷思」。表現出來的特徵,包括強調「係咁架啦、好出奇呀」(matter-of-factness)式的犬儒主義;不擇手段,只求效率、速度、技巧以獲取當下的物質利益;鼓吹種族優越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追逐科技和機械化的工具理性等。

馬爾庫塞指出,雖然納粹主義的哲學強調種族、自然、身體等「血與土」的面向,表面上好像崇尚非理性,但若把它置放於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不難 發現,納粹哲學其實是十分(工具)理性的:只關心赤裸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力,不談抽象的道德宗教價值;強調的是可操作性,把公義、平等、民主這些普世準則看作為虛妄的意識形態。甚至其對自然慾望(例如性)的歌頌,也是(透過提高生育率)服務於生產、利潤和政治軍事目標。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工具∕科技 理性:不管道德上的好與壞、對與錯,只問對應於目標的手段是否合適和有用。也正是這赤裸裸的「務實」邏輯,以全民就業和經濟效率等當下利益作號召,擊敗了馬克思主義的「浪漫藍圖」、「反叛理想」,吸引無數追求工具∕科技理性的納粹大軍。

循馬爾庫塞的思路推斷,納粹主義的興起,恐怕並非源於威瑪文化中的青年「躁動」,而是對科技∕工具理性的嚮往,甚或是過於「以務實態度」來「面對當下的現實面」,才會離棄馬克思主義的「浪漫遠景」或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追隨赤裸地爭逐權力利潤的納粹主義。

如果真正「觸動德國青年人的」,並不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而是在長期的功利和犬儒教育浸染下的只求成效、不擇手段的「務實理性」,那麼,回到香港,我們又應如何判斷本地的青年是「實事求是」,還是「浪漫躁動」?自然,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做點紮實的研究,不能單憑與個別青年的接觸而下一般性的論斷。研究的方向,或可參考馬爾庫塞的洞見,仔細地審視我們的教育制度所孕育的,是功利和犬儒的「務實」價值? 還是帶點浪漫的「叛逆歡愉」?還是尊重事實、認真生活的態度?也可以嘗試分析,活在「不安的世代」的青年,是傾向於躁動革命?還是信奉「工具理性」,追求 「務實」帶來的利益和安穩?還是實事求是、不平則鳴?

客觀不等於中立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威瑪文化」論爭帶出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怎樣才算「理性」和「客觀」?

不知在何時開始,中學通識科的一種流行做法,就是把「思考」簡化為「正反」觀點的鋪陳,再要求學生比較「正反」立場,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為了表示「理性」和「客觀」,一些學生在作答時,會傾向「各打五十」,嘗試站在「正反」的「兩端中間」,彰顯「中立」。弔詭的是,正是這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正反觀」和想「走在兩端中間」的慾望,阻礙了學生理性和客觀地思考問題。「理性」和「客觀」的意思,除了指尊重事實證據和邏輯推論外,還包括公平地對待各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客觀」和「理性」所追求的,並非是政治中立,而是認真地聆聽不同聽音、依據實質的證據和合乎邏輯的推理,作出政治和價值的判斷。如果社會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分配極之不均,缺乏資源的社群的立場和觀點,自然不能與掌權者公平地競爭,在這樣的環境下, 「各打五十」式的「持平」,其實仍然是偏幫權貴、不太「客觀」的。另一方面,對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均這社會事實毫不敏感,又或視而不見,也很難說是「理性」 的。

依據事實、公平地思考各種視點後才作出判斷的「理性」和「客觀」,並不一定會得出政治中立的決定。例如,港人在菲律賓遇害的事件,倘若在充分聆聽各方的看法並依據事實的調查結果,確證菲律賓警政當局需要負上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責任,通識師生就毫無必要形式主義地提出支持和反對「菲國警政當局需負主要責任」的 「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表示中立。同理,政治中立的決定,也不一定彰顯客觀理性。恰恰相反,在很多時候,例如為了明哲保身或置身事外或偏執信念等個人利益考慮,我們也會作出「政治中立」的決定。

馬爾庫塞進一步指出,在科技和經濟理性的主導下,納粹德國內部催生了「鰠咁架啦、好出奇呀」式的犬儒主義和鼓吹不擇手段、弱肉強食的「務實理性」;而在德 國之外的歐洲,則衍生出追求「不偏不倚的慾望」這缺乏是非分明的「中立性」心理,令法國等民主國家產生了「失敗」和「退縮」的心態,間接讓納粹德國坐大。 因此,馬爾庫塞提出,能有效對抗納粹的方法,是回到事實,透過認真的藝術和教育,超越冷漠的犬儒、「務實」和「中立」。

對通識教育的擧示
習慣於「各打五十」的師生,很容易把多元和多義的議題,約化為只有從「正反」到「中立」的選項,無法跳出二元對立的框架,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例如,當政府 提出政改要「循序漸進」的選項時,相反的選項必然是「急進」的改革甚至是「革命」;各打五十式的「中立」,也沒有離開被命名為「溫和」vs. 「激進」的分析架構。於是,我們也就很難理解,民主黨和普選聯的「突然轉向ɜ」,其實是以十分「急進」的方式,匆匆推出一個「溫和」的政改方案;也不會把社民連和公民黨以變相公投(補選)形式去推動普選,理解為「溫和」路線(依法定程序的補選難道比革命、示威、遊行甚至「密室談判」激進?)。換句話說,開出 「溫和」vs. 「急∕激進」這兩個選項,把普選聯、民主黨、「成年」封為「溫和」,把社民連、公民黨、「青年」說成「急∕激進」,進而提出各打五十的「中立」,能有助師生思考不同政黨其實是十分複雜——溫和中有激進或激進蘊含溫和──的政治立場嗎?

有心於促進通識的教育工作者,也許須反思非此即彼的「正、反論」,不再輕率地作出「向香港資本主義的壟斷宣戰」就等同「不支持民主建設」,或指「反對普選 聯方案」就等同「支持激進民粹」的論斷,並嘗試超越冷漠的犬儒、「務實」和「中立」,以及告別學術上的「浮躁不安」。

參考書目:
Herbert Marcuse (1998): “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in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39-190.

編按:原文刊於《明報》,2010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