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審判的父母

Article_2  文:許寶強

Carl Honore的《在壓力之下——從過分的父母管教文化中解救兒童》(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下稱《壓力》),討論了當代世界父母和子女所面對的壓力和焦慮,並提出可能的出路。

2008年中,本地兩小姊弟從30多層樓爬渠而下,惹起了一陣有關應如何做好父母的討論。專家賢母紛紛登場,或苦口婆心,或直斥其非,警告「不負責任」的母親:「唔係次次都咁好彩!」

正如一位接受Carl Honore訪問的母親說﹕「人人都好像在審判你『是否一個好媽媽』(You feel like everyone is judging you)。」小姊弟爬渠事件後,受警告的除了是「不負責任」的母親外,「負責任」的母親大概也都得要回身審視,看看窗花有沒有鎖好。照顧兒童自然是父母的責任,但當「責任」轉化為過分的管教時,產生的不經意效果,恐怕並非是我們願意看見的。

《壓力》首先描述了當代世界(特別是大城市)的兒童所面對精神和體質日差的問題。疾病年輕化的原因,主要源於當代世界所鼓吹的競爭文化和勝者全取的社會脈絡,導致兒童,特別是來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從小就面對極大的壓力。

當「失敗」甚或是「平凡」不再被容忍,「成功」的準則全由他人決定,兒童除了變得缺乏自信和感覺無奈以外,還同時被大量為父母和老師所安排好的活動所吞噬。Honore訪問了一個14歲的加籍華裔小朋友﹕「我好像父母正在處理的一項工程。(I feel like a project that my parents are always working on.)」

父母的過度管教現象(hyper-parenting),並不是自有永有的產物,而是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以不同的程度出現。《壓力》指出,過去的西方文化中,一方面有洛克(John Locke)所代表的兒童是有待父母/師長教化的一張白紙的傳統,也同時存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浪漫主義——讓兒童愉快、自由地玩耍成長。但到了19和20世紀,兒童福利成為了社會的關注點,由於國家之間的競爭而使訓練兒童成為了重要的國策,再加上出生率下降,核心家庭日益以小孩作為中心,父母也愈來愈依賴子女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而雙職父母的出現,加上極長的工作時間,使父母傾向把子女的日程排得滿滿,一方面可以為子女「增值」,另一方面則讓別人代管子女。雖然父母的心底可能都認同管教太多不利兒童自由發展,但面對競爭文化的壓力和被傳媒放大了的社會風險(例如爬水渠報道),令家長愈來愈不放心讓學生自由遊玩。

《壓力》認為,在這種過度父母管教的環境下,兒童很有可能變得十分反叛,包括自殘身體和濫用藥物    ;又或是完全順從成人世界的遊戲規則,成為「被管教好的小孩」(Managed Child)。父母方面,則可能惶惶終日,參與無休止的好父好母競爭遊戲。

耗費家長子女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考試、功課和課外活動,孕育的只是一種淺薄的技能,而非追求深度和專精的工藝精神和能力。學生在應付繁多的課外活動之餘,只能夠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的功課和回答割裂的試卷問題。貪多求快自然不能嚼爛消化,子女和父母往往只能訴諸直覺和信念去交差,而缺乏對議題的深入理解。需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以做/學到最好的工藝精神,顯然無助(甚至有礙)於應付快餐式的功課和提高「獎勵淺薄的考試」的成績。費時的試錯式學習不再被容忍,缺乏耐性變得制度化,在這充滿對時間焦慮的社會脈絡下,兒童和成人自然傾向浮光掠影,而非雕心刻骨。

面對上述的負面影響,年輕的一代已透過各種方式,不斷發出信息,希望成年人的管教不要太多。部分父母也開始反思,認同不要孕育一整代只是為了取悅父母期望的小孩。

然而,在風險社會和競爭文化之中,要解放兒童和父母,得首先造就一個讓人安心的社會環境,以及建構有別於貪多求快、充滿壓力和恐懼犯錯的文化氛圍。例如,在發生類似小童爬水渠的意外後,傳媒不應放大危機,而需實事求是。正如Honore指出,對小孩而言,當代社會實際上比以往都來得安全;而小孩能夠學習處理危險的能力,也遠比我們想像中高。况且,人生難免充滿各種風險,努力把兒童密封於完全沒有危險和細菌的環境(如果可能的話),除了會累壞家長教師以外,恐怕還不利於孕育孩子處理危機、抵抗病毒的能力。

《壓力》最後提出的忠告——「走向成人之路,其實並不只有一條」,也許值得香港的父母、傳媒和官員認真思考。與其要確保事事都在控制之下,或追求貪多求快的「增值」和「業績」,或倡導重視門面不理質量的政治公關,不如讓我們的後代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讓家長少一點責任,讓學生和成人能重享專心投入生活和學習的樂趣。

改寫自〈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副局長和爬水渠的兒童〉, 《明報》 200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