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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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詠雪

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指出,雖然現代社會能讓人的生活比從前安全(主要是指西方社會,今日已免於內戰、種族日趨平等及人權狀況大幅改善),但各種社會現象,反映出大眾比起過去,似乎感到更多恐懼。無論在報章或研究報告,「恐懼」二字出現的次數都遠比十年前多。在英國,2005年一項調查發現,51%受訪者比從前更擔心會受到暴力侵害;47%受訪者比從前更害怕遇到交通意外;36%受訪者比從前更驚會遇上恐怖襲擊;26%受訪者比從前更憂慮會遇到火災;19%受訪者比從前更恐懼遇上自然災禍。然而,根據統計,事實上這些事情的發生頻率,比十年前大幅減少了。

恐懼之眼

邏輯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說:「一個快樂的人的世界,不同於一個不快樂的人的世界。」同樣,一個有安全感的人生活的世界,和感到恐懼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會有很大差異。前者看到的世界是可被信賴的,可安心探索遊歷的;一個恐懼的人看到的世界,則是滿載危機,必須處處防範的。這不同的視野,令他們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亦會擁有不同的生活體驗。以恐懼之眼觀察世界的人,看見的自我是不完滿和無力的,就算對於自己已擁有的自由、尊嚴、健康、社會地位以至生命,亦總患得患失,感到這一切都可能將會喪失掉。

恐懼是可傳染的,只要社會上有一定數量的人害怕某事物,就會有更多人傾向接受它是可怕的。恐懼透過不同媒界擴展其影響力,甚至會變成一種時尚。在2006年,一個以恐懼的對立面–「安全」–為題的展覽開展,提出「好」的設計,就是能讓人渡向更安全的生活。之後,更有電視台開宗明議以「你認為你真的安全?」、「448項值得你我害怕的事」等作為節目名稱;另一方面,各類以災難、鬼怪為題的恐怖電影亦大行其道,可見恐懼於今天亦成了一種流行娛樂。

恐懼亦是重要的政治資源:透過與傳媒配合散播的恐懼文化,是動員亦是打擊競選對手的重要力量;而對媒體而言,傳播恐懼能提升電視收視和報紙銷量。例如,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危機,大多是由政要或相關的壓力團體提出,背後當然有其立場及訴求,然而,大眾很少會意識這些危機往往是由具明顯政治訴求的政治或壓力團體提出,而更少會探究其研究的可信度及背後的假設。這些潛在的風險,往往被視為真實存存的危機。英國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指出:「西方社會越來越被恐懼文化所主導。這種文化的特性是人們相信人性正在被極破壞性的力量摧毀,且威脅到人類的存在。」對基因食物、禽流感等等可能引發的災難的恐懼,以至末日之說,均建基在這種信念之上。此信念不單廣泛流傳於公共與食物衞生的議題上,亦延伸至各道德議題,諸如對同性戀者、戀童教師、暴力青少年等被誇大了的問題的憂慮上。然而,事實是現代人生活中所遇到的危機比過往大幅減低,人們的恐懼反而只是富裕的副產品–是被生活於富裕安全環境下的人所創造出來的產物。

恐懼是人類演化的重要元素,它對人類能繼續生存及繁衍具重要位置,它讓人能離開危險,亦協助人避開危險的處境。然而,當我們的恐懼與所恐懼的對象差距太大(need some elaborations here),它反而會能令人停濟不前,甚至無法正常地生活。史文德森嘗試探討恐懼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他由生物神經學出發,然後把恐懼視為一種現象去觀察,再以文化制約的視角,推斷出恐懼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制約的結果(need some elaboration here)。

多角度思考恐懼

當我們問「恐懼」是什麼,大多人會說恐懼是情緒或感覺的一種。社會人類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提出,人類有些基本的情緒,如妒嫉、憤怒、懼怕等等,均是天生的,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性別或人種,都共享這些基本情緒。即或這個假設為真,亦無助於我們理解以上各種情緒真正是什麼,因為我們只能從外顯的形態(表情、動作或行為) 來猜測推導背後的情緒,換句話說,情緒不能抽離於其展現形態,而後者卻又因不同文化而有所不同,史文德森由此推論,情緒其實也不能絶對抽離於文化的影響。

另一位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認為,人的情緒與其身體的表達方式有密切的關係,身體表達方式以情緒為前題,但兩者之間的關聯,即身體表達如何展現情緒 ,卻會因應文化不同而不同。情緒不只是生理學上的「自然而然」的反應,其衍生和呈現會受個人的經驗及社會規範所影響。例如,我們恐懼什麼及恐懼的程度,很大程度倚賴我們如何理解身處的世界:有什麼危險的因素在威脅我們?我們有多少能力抵禦這些威脅?這一切築構出恐懼的內容及人們面對這些內容的觀念。換句話說,恐懼建基於人的知識及經驗,故人的恐懼也不能離開其身處的社會文化。

從生物學上來說,人與動物均對危險感到驚恐,但動物只會對於感官能接觸到的距離的威脅產生驚恐,如野免不會因為獵人在離牠很遠的地方而驚恐,但人類卻能在危機迫近前就早早喚起恐懼。這種喚起恐懼的能力,是因為人能建立語言和象徵的世界,透過想像,人能建立無數令自己驚恐的情境,而這些驚恐的情緒,往往和某些身體反應有特定的關連。

我們通常會理解身體反應是情緒所引發的結果,例如恐懼會引發攻擊或逃跑兩種身體反應。以上兩種行為均是針對恐懼的對象—前者傾向意圖使之消失;後者則希望自己與之產生距離,又或讓自己與它中間有所隔。但這種因果假設被哲學家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以及生理及心理學家朗格(Carl Georg Lange)所反對,他們認為,不是情緒引起身體行為,而是身體行為帶動情緒反應。即是說,不是因為你驚恐,所以避開危險的情境;反而是因為你逃避危險的情境,所以你才會驚恐。至1960年代,行為心理學家薛特Stanley Schachter及辛格(Jerome Singer)提出,除了身體反應外,另一個構成恐懼的元素是對處境的詮釋。他們認為,恐懼的出現猶如以下公式:連串事件的發生,引發身體-情緒反應(如冒汗、心跳加速),對於當時處境及身心反應的詮釋,最終得出「恐懼」的結論。史文德森則進一步提出,恐懼亦可能是先源自我們對處境的理解,然後才出現恐懼的身體及情緒反應。恐懼總涉及一個對象,而在對這個對象產生恐懼以前,我們其實是先對此對象已有所理解。我們可能對一件事產生的反應,是呼吸心跳加速、冒汗、手震等等,但有什麼讓我們分辨出那是由於興奮、憤怒或是恐懼導致? 因此,重要的不是對象,而是我們對此對象的理解。於是,即或是面對同一個對象或事件,我們也可能會基於不同的理解,產生各種不同的情緒。例如,當我認為某個情境有威脅性時,我會恐懼;但若我認為那個情境很可惡,我則會感到憤怒。

對「恐懼」的哲學討論,常會引入哲學家祁克果和海德格有關「焦慮」(anxiety)的說法,比較出「恐懼」總是有對象,而「焦慮」是没有對象的人的存在狀態。史文德森指出,在實際生活層面,「恐懼」和「焦慮」的界線並不是能像概念世界般清楚,恐懼的對象也不一定是具體的存在物,它也可以指在意念上的對象。好像一個孩子害怕在晚上會遇上無以名之的怪物,;又或一個人被電影中的某角色所嚇倒,這些驚恐的對象,明顯不是真實具體地存在,但這些在意念上存在的對象,仍然能引發不同人的恐懼。

一些作家如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和洛夫克萊夫特(H.P. Lovecraft)就提出,在意念層面上,最遠古亦最能引發恐懼的是「未知」(the unknown)。「未知」並不是指恐懼的對象不存在,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種恐懼的對象,其特質是「無限性」,意旨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可怕事物會發生的無限可能,無論在發生的形式、時間或空間上。這一類型的恐懼,成為人感知世界的工具。人對情境的理解,會對他會產生怎樣的情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許多時候,人對情境的理解並不準確,因而從中產生的情緒,亦不能對應真正的情況。如上文提及,不同情緒會帶動不同的行為,更會影響人對情境的感知。

因此,情緒可以成為人的存有的狀態,影響著人如何詮釋特定境況,如何理解自我,並提供生存和生活的意義。情緒作為人的存有狀態,猶如一個屏幕,同一事物投射在不同的屏幕上,能呈現給人完全不同感覺的景致。哲學家沙特就認為,人能夠選擇成為怎樣的存在狀態,意即人能意覺自己看待各事物時,是以怎樣的情緒出發。情緒(如恐懼)本身是一種視角,能讓人看見不同的景觀。這種視角雖是被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等等不同因素相互影響而構成的產物,但其構成亦受著人自身意願所左右,人能在其中選擇吸收環境中的各種成份,以建立起自己的情緒視角。用史文德森的說法,各人理解事物均有其習慣用的視角,這個視角提供了理解,但同時亦限制了理解的可能性,然而視角猶如習慣,並非一成永成(自有永有?),而永遠是在生成的過程之中。

史文德森對現代社會的觀察,得出恐懼成為了一種視角的結論,透過這獨特的視角,現代人理解事物的習慣,也正在形成。恐懼之眼下觀測的萬事萬物,有著不同的性質和強度,如恐懼被毆打就不同於害怕被傳染流感病毒,而當下社會所呈現的恐懼文化,更像是一種氛圍,一種對將來的不確定性,或總感到世界有各種各樣不確定的危險,會隨時在人們毫無準備下把眾生牽涉其中。在這日漸成形的恐懼視角下,人的自主性顯得脆弱無力。當人以為懂得害怕能助其逃避開自由被剝奪的危機,殊不知正是恐懼本身,奪去了現代人的自由。